“医药分开”新政实施近3个月后，北京市卫计委通报了改革实施具体情况。监测发现，四月以来北京医疗机构总费用上涨仅0.8%，而门急诊次均药费和出院患者例均药费均现同比下降，如三级医院门急诊次均药费下降了7.09%。同时，二三级医院药占比由去年同期的41.9%下降到34.6%。值得注意的是，针对日前患者表示在大医院要求跨科开药被拒的问题，北京市卫计委主任雷海潮透露，北京将出台适当放开跨科开药的相关规定，以保障用药安全为要考虑，在此基础上寻找为患者合理服务的平衡点。业内表示，逐步放开跨科开药不仅将便于患者就医，也会进一步加速分级诊疗格局的成形，尤其是开药只能更多地下沉到基层医院、社保药店等。
政策松动
“本次，市卫计委明确表示将出台适当放开跨科开药的相关规定，这就是向社会释放了以往控制过严的跨科开药有望进一步‘松绑’的信号，也表明了要对现行制度进行充分改革的决心。”业内专家表示。
实际上，“医药分开”新政实施两个月时，就有部分患者反映他们在大医院要求跨科开药被拒。比如一个患者需要高血压、糖尿病两种药，原来在一个医生那里就可以开出来，而改革后必须要跑心内科和内分泌科两个科室才行。对此，市卫计委医政医管处副处长刘颖给出明确解释，按照本市相关规定，医生不可以跨大科开药，只允许跨小科开药，“医生都有执业范围，临床、口腔、公卫和中医这四大领域，不能互相跨科。临床下面有内、外、妇、儿、眼、耳鼻喉等18个大科室，也不能跨科。但比如糖尿病患者想开点高血压的药，从原则上来说是不破坏规矩的”。为此，北京出台了一个补充规定，跨科开药必须要满足几个条件：先是先把自己科的病人看好；其次是医院系统里要能够查到其他专科医生的开药记录，以证明这些药品确实是专科医生确定好且没有问题的；后医生要能够判断患者病情平稳。如果满足这三个前提条件，医生是可以按照专科医生开药剂量、剂型给患者开一模一样的药。
今年4月下旬，市卫计委曾出台《关于进一步改善医疗服务工作的补充通知》（以下简称《通知》），其中明确规定，专科医师开具非本专业疾病诊疗处方时应具备以下条件：医师诊疗活动应以本专业疾病为主，根据病情需要代开其他专科药物为辅，并做好病历记录；代开其他专科的处方应属于目前该疾病治疗过程的一部分。
风险难避
“跨科室开药确实存在一定的用药风险。”北京市卫计委相关负责人直言。上述业内人士表示，除了跨科开药放开过程中可能牵扯各方责任问题外，医疗机构科室分布越来越精细等“好心之举”可能也为跨科开药“松绑”形成了一定的障碍。
有专家直言，放开跨科开药对于各地来说都是一项十分“微妙”的改革，因为这项工作涉及多个主管部门，监管起来容易出现扯皮、留白的问题，而且出问题后医疗机构、主管部门等很难划定责任，所以推行进程相对缓慢。有业内人士称，如何把握“跨科”的这个跨度，是令主管部门颇为头疼的问题，所以部分地方在开展相关工作的时候宁愿谨慎一些，终导致患者开一次药甚至是相关联、常用药都要跑多个科室才行。以医院的耳鼻喉中心举例来说，部分大医院会将科室细化到耳朵、鼻子、喉部、头颅、颈部等，这就是我们常常听说的“专科”。之所以“专科”越分越细，是为了实现更专业、更精细、更有针对性的治疗，这是对患者的负责。但也正因如此，患者到医院看病的时候要跑多个科室，甚至在取药时需要让多个专科医生分别开具处方。对于一些慢性病、常年病患者来说，由于需要购买的药品属于处方药，必须找医生开具才能购买，反复挂号所承担的费用会是不小的经济负担。
还有专家担心，“隔行如隔山”问题会在跨科开药进一步放开后凸显出来。对于不同疾病的诊治、判断，各专业都“隔着一道山”，让专科医生跨科室开药就存在一定风险，可能会因为对另一种疾病不太了解而没有开具适合、对症的药品。即使是治疗同一种疾病的药品，也是需要精细化选择的。
“更方便患者开药还是更注重医生的专业性以及用药安全？我们此前也进行过反复论证。”市医管局总药师刘丽宏谈到，“有的糖尿病患者长期服用某种降压药来控制血压，那么他在看糖尿病时，医生是可以考虑同时给他开一些降压药的，但是必须看到相关的病历记录，不能简单通过患者的口述来开药，因为患者对治疗或者药物并不是很了解，有些药差一个字都会差出十万八千里。”
职能下沉
在医药专家赵衡看来，满足一定条件的情况下逐步放开跨科开药是合理的，但一定要符合临床路径。比如患者去医院看感冒，医生给其开具治咽喉、祛痰的药是合理的，为了进一步缓解感冒引发的肠胃不适开一些肠胃药也可以，但是如果所开药品太“跨界”就有问题了。“归根结底，放开跨科开药甚至跨院开药都是为了进一步推进分级诊疗改革，让三甲医院、大型医疗机构更充分地承担相应职能。”赵衡表示。
今年初，北京市医管局披露消息称，尽管去年到22家北京市属医院就诊的疑难杂症患者有所增加，常见病、多发病患者有所减少，但是到这些大医院单纯开药的患者比例仍然高达35%左右，导致了优质医疗资源的浪费，加剧了大医院“挂号难”问题。北京同仁堂（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梅群也直言，目前在北京，患有慢性病、常见病的人取药的主要途径仍为大型医疗机构，致使医疗机构除了提供针对治疗的服务外，还承担着常用药品的调配和发放职能。
赵衡则表示，患者尤其是开药需求集中的慢性病患者如果能够减少单纯开药的挂号、跑科室的频率及次数，充分地发挥社区医疗机构的拿药职能，那么三甲医院的优势和资源就能被更充分地利用，看病难的问题也有望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