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患者自发提供的不良反应报告会加深我们对药品安全性的理解，而这单靠医疗卫生专业人员的报告是无法实现的。”药物警戒专家Sten Olsson说到，“我相信患者直接报告是药物警戒未来的关键。尽管我们一直在努力说服医疗保健专业人员进行报告，但往往效果不佳。如果我们提供一个尊重信息共享的环境，患者通常会乐于分享他们的经历。”
自药物警戒初期开始，患者报告发生了重大变化。当Sten Olsson在这个领域工作时，报告完全由医生负责。人们普遍认为，由于要区分疾病的影响和药品的影响，医生又接受过鉴别诊断的培训，因此医生应该是有资格提供报告的人。人们担心非专业人员的随机观测（random observations）会分散注意力并推迟识别新的信号第一步的进行，即揭示药品不良反应类型。如今，人工智能被用来识别大型数据库中的不良反应类型，大大降低了随机观测分散注意力的缺点。但在早期阶段，由于数据存储能力有限，因此只存储经过医生核验的报告是有意义的。
在20世纪90年代，只有医生有资格提供报告的权利受到了挑战，当时的研究表明，护士或药剂师的报告同样有效且相互之间几乎没有重叠。这并不奇怪，这些研究表明，不同专业类别的成员更可能报告与其专业相关的问题：医生大多呈报需要干预的严重问题，护士关注患者护理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而药剂师倾向于报告与药品剂量或与其他药物相互作用有关的问题。
另一方面，患者也能够提供额外的信息。通常这些患者受过良好的教育，可以对其健康状况进行有效的观察。我们从科学研究中了解到，患者可以告诉我们很多关于药品摄入对生活质量的影响。患者也更可能报告医生、护士和药剂师其感到可疑的事件。如果医疗卫生专业人员无法确定问题确切的或可能的原因，他们倾向于回避报告。然而，患者不会受到这一担忧的影响，故成为识别新信号的重要参与者。
患者报告不仅有助于发现新的不良反应，而且在确认先前描述的不良反应方面也起着重要作用。不同患者服用同种药品的反应不同，一位新患者服用的一种老药，在某种程度上对他来讲，该药就是一种“新药”。一种药品可能已上市销售了好几年，其不良反应很好描述，但这不会阻止患者报告，因为个体患者发生的不良反应对自身来说是新的，如果他们受到困扰，患者将继续报告。相反，医疗卫生专业人士仅报告在药品上市销售前几年严重的病例。患者报告反而会更好地反映社会对药品相关问题的实际困扰。
让患者参与药品安全性报告具有多重优势。在许多国家和地区，医疗服务和专业人员不足，或咨询费用过高。在这种环境中使用药品或传统疗法的自我治疗很常见，并且这些患者很少向医疗卫生专业人员报告不良反应。通过免费通讯服务或手机app进行电子报告可以让药品使用者直接向药物警戒中心报告，避免了咨询费昂贵或难以获取医疗设施等问题。许多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已经引入患者直接报告系统，该系统更能揭示自我治疗的不良反应是否已经显示，以及患者是否坚持治疗。患者依从性信息对于理解治疗结果至关重要，但患者通常不会主动告知医疗卫生专业人员。如果报告系统拥有良好的保密机制，能够使患者放心，那么患者直接报告系统可能会显示患者用药缺乏依从性的原因。
如果我们能够成功动员全球患者积极参与报告不良反应，我们就可以创建更广泛、更多样化的药物暴露有关的可疑不良反应数据库。结合高速发展的数据存储和分析技术，不良反应报告的收集将有助于提前发现药品不良反应并更深入地了解药品在不同人群中的作用范围。
但我们需要注意，只关注患者报告可能会忽视医疗专业人员的作用，而这肯定不是我们所期望的结果。数十年的药物警戒活动告诉我们世界上不存在的真理。药物警戒始终需要受过培训的医生、护士和药剂师提供的观察和分析情报，以了解为什么药品偶尔会造成伤害以及如何大限度地减少这种损害。护士、药剂师、医生和患者各自都有一块拼图，只有将拼图拼起来，才能终看到全局。包括患者在内的每个人都需要参与到药物警戒活动中来。
文章来源：https://www.who-umc.org/archive/patient-reporting-is-the-future-of-pharmacovigilance/
